
1976年,我在24军炮团152加榴炮营指挥连担任侦察排排长。那时,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河北承德的双峰寺。
7月28日的凌晨,我正沉浸在梦乡中,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。凭着直觉,我知道这次地震的规模绝非小事,但震中的具体位置我当时还不清楚。
上午时分,团司令部召集全团的射击指挥干部,在驻地附近的一座山上进行野外训练。就在这时,军里突然下达紧急命令,要求我们团除少数留守人员外,其余部队火速赶赴唐山地震灾区,参与救援行动。
接到命令后,我们迅速下山返回驻地,立即展开紧张的出发准备。下午4点半左右,我带领侦察排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前往唐山的征途。那时,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:“尽快赶到灾区,救助受难的群众!”
其实,我们这支部队和唐山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在调防到承德之前,我们一直驻扎在唐山。唐山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,拥有“钢铁”、“煤炭”、“机车制造”和“水泥”等重要产业。地震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破坏程度和救援难度,可想而知有多大。
展开剩余84%我们车队行进途中,突然遭遇大雨,但这丝毫没有减缓我们的行军速度。深夜里,除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和窗外淅沥的雨声,车厢内的战士们依然精神高度紧张,没有一个人能合眼。大家都明白,前方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。
车队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疾驰,我们觉得车速太慢,心早已飞到灾区去。次日凌晨,我们终于抵达了唐山市区。映入眼帘的景象极为惨烈,用一个字概括就是“惨”。
部队迅速进入指挥部划定的救援区域,马上投入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。那时,唐山已经没有一栋建筑完好无损。我和战友们在废墟堆中,一边大声呼喊,一边仔细搜寻被困的灾民。许多当地百姓也自愿带领我们进行艰苦的搜救。
为了争分夺秒,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。进入唐山的前三天,大家几乎没有合眼,因为我们清楚,72小时是救援遇难者的黄金时间,许多群众还被埋在废墟下等待救援。
连续奋战三天后,救灾部队才得以轮流休息片刻。所有人都已经极度疲劳,只要一躺下,便能立刻进入梦乡。
回忆当时救援,我们全靠双手挖掘,人被埋得很深,铁锹和镐头根本用不上。我的双手被磨破,战友们的手也同样如此,指甲被磨掉了,鲜血直流。但大家无暇顾及伤痛,只顾埋头苦救人。
遇到被埋得特别深的灾民时,我们会先扒开一条通道。虽然余震不断,通道摇摇欲坠,战士们根本不顾自身安危,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地震后,城市的水电系统全部瘫痪。全市唯一有水的地方,是机场旁空军的一口机井,但远远不够满足灾民和救援部队的需求。口渴时,我们只能喝洗澡池里的浑水,或者跑到凤凰山公园的湖里取水。湖面覆盖着厚厚的绿苔,水下满是蚊子幼虫,但我们闭着眼睛也只能喝下去。
我还特别交代战士们,水壶要装满,减少跑动,节省时间。炊事班也是用这种水做饭。炊事班长无奈地说:“实在没办法,大家多担待。”结果,战士们陆续出现拉肚子的症状。
那段时间,缺水是最大难题。记得我们排有个年轻战士叫李云波,他在废墟上捡到半截黄瓜,那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食物啊!他却咬着干裂的嘴唇,没有吃下去,而是等到进入黑暗的通道,递给一名被压在废墟下、年仅15岁的男孩。
每当我们从废墟中救出一人,伤者和家属都会紧紧拥抱我们。那一刻,我和战友们心里特别满足,所有的疲惫和阴霾瞬间烟消云散。
一周过去,由于被困群众获救的希望渐渐变得渺茫,我们排接到了“扒运遗体”的任务,我被任命为全团的运尸队长。
起初,遇难者多在现场就地掩埋,有些被家属从废墟中挖出的遗体也就地安葬。后来,统一将所有遗体运往市郊统一挖坑掩埋。
天气炎热,整个唐山弥漫着腐尸的浓烈气味,熏得人头疼难忍,晚上睡觉也时常被臭味惊醒。尽管如此,战士们依靠敏锐的嗅觉寻找遗体。
各营扒出的遗体集中堆放在固定地点,我带着一辆解放大卡车和六名战士,连续在几个堆尸点之间往返,将遗体运往郊外掩埋。
后来,我又承担起帮助唐山人民重建家园、恢复生活的任务。我们帮灾民搭建了数不清的抗震棚,修复了许多商铺和菜市场。为了让孩子们尽早复课,我们排还为一所中学修建简易教室。
这所谓的教室,其实只有一米多高的砖墙,砖墙上用木料搭建骨架,四周用荆条编织成墙,房顶是由三角梁、木板和油毡构成。
有一次,我们遇上大暴雨。我看着快完工的教室,想着要让孩子们早点上课,于是站在房顶对战士们喊:“继续干,这点雨算什么,为了孩子们能早日复课,我们就和老天爷拼了!”于是大家冒雨奋战到底。
盛夏的唐山正值雨季,每逢下雨,我们就要分成三到五人的小组,扛着油毡和塑料布,挨家挨户地巡查。只要发现有棚子漏雨,立刻冒雨爬上屋顶堵漏;若地面积水,就马上挖排水沟排水。
我们一直坚持战斗到11月份。离开唐山时,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——几乎所有市民都站出来夹道送行。有的市民扑到车头舍不得我们走,有的跪在路边双手拍打地面痛哭。
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和战友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即便多年后回想,心中依然波澜起伏。
提起唐山抗震救灾,我总会想起一位战友,郝建国。他是二连的连长,1969年初我和他同批入伍,我们曾结成“一对红”。救灾结束不久,他因胰腺癌离世。
赴唐山途中,郝建国乘坐的卡车出了事故,他被甩出车厢,重重撞击山壁后滚落到路边排水沟,身受多处伤。
他被送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救治,仅两天后,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抗震救灾现场。其实,那时他早已患病。
我亲眼见他病痛发作时,抱着肚子蜷缩,痛得在地上打滚。但他始终未离开救灾一线,忍受着病痛好几天不吃不喝,瘦骨嶙峋。
后来随队军医判断病情严重,强制把他送回承德266医院。
我常常想,如果不是奔赴救灾,郝建国一定能早些得到治疗,但他却把生命献给了人民,我对他充满敬佩和感激。
在唐山抗震救灾中,我率领的侦察排荣获集体一等功,我们连也被北京军区授予“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”的荣誉称号。
80年代,我转业;90年代进入银行工作。退休后,我重新拾起写作和摄影的兴趣,准备用充实的生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
希望大家能多多鼓励和支持,我将继续分享更多军旅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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