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，我在24军炮团152加榴炮营指挥连担任侦察排排长。那时，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河北承德的双峰寺。
7月28日的凌晨，我正沉浸在梦乡中，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。凭着直觉，我知道这次地震的规模绝非小事，但震中的具体位置我当时还不清楚。
上午时分，团司令部召集全团的射击指挥干部，在驻地附近的一座山上进行野外训练。就在这时，军里突然下达紧急命令，要求我们团除少数留守人员外，其余部队火速赶赴唐山地震灾区，参与救援行动。
接到命令后，我们迅速下山返回驻地，立即展开紧张的出发准备。下午4点半左右，我带领侦察排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前往唐山的征途。那时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尽快赶到灾区，救助受难的群众！”
其实，我们这支部队和唐山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在调防到承德之前，我们一直驻扎在唐山。唐山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，拥有“钢铁”、“煤炭”、“机车制造”和“水泥”等重要产业。地震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破坏程度和救援难度，可想而知有多大。
展开剩余84%我们车队行进途中，突然遭遇大雨，但这丝毫没有减缓我们的行军速度。深夜里，除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和窗外淅沥的雨声，车厢内的战士们依然精神高度紧张，没有一个人能合眼。大家都明白，前方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。
车队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疾驰，我们觉得车速太慢，心早已飞到灾区去。次日凌晨，我们终于抵达了唐山市区。映入眼帘的景象极为惨烈，用一个字概括就是“惨”。
部队迅速进入指挥部划定的救援区域，马上投入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。那时，唐山已经没有一栋建筑完好无损。我和战友们在废墟堆中，一边大声呼喊，一边仔细搜寻被困的灾民。许多当地百姓也自愿带领我们进行艰苦的搜救。
为了争分夺秒，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。进入唐山的前三天，大家几乎没有合眼，因为我们清楚，72小时是救援遇难者的黄金时间，许多群众还被埋在废墟下等待救援。
连续奋战三天后，救灾部队才得以轮流休息片刻。所有人都已经极度疲劳，只要一躺下，便能立刻进入梦乡。
回忆当时救援，我们全靠双手挖掘，人被埋得很深，铁锹和镐头根本用不上。我的双手被磨破，战友们的手也同样如此，指甲被磨掉了，鲜血直流。但大家无暇顾及伤痛，只顾埋头苦救人。
遇到被埋得特别深的灾民时，我们会先扒开一条通道。虽然余震不断，通道摇摇欲坠，战士们根本不顾自身安危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地震后，城市的水电系统全部瘫痪。全市唯一有水的地方，是机场旁空军的一口机井，但远远不够满足灾民和救援部队的需求。口渴时，我们只能喝洗澡池里的浑水，或者跑到凤凰山公园的湖里取水。湖面覆盖着厚厚的绿苔，水下满是蚊子幼虫，但我们闭着眼睛也只能喝下去。
我还特别交代战士们，水壶要装满，减少跑动，节省时间。炊事班也是用这种水做饭。炊事班长无奈地说：“实在没办法，大家多担待。”结果，战士们陆续出现拉肚子的症状。
那段时间，缺水是最大难题。记得我们排有个年轻战士叫李云波，他在废墟上捡到半截黄瓜，那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食物啊！他却咬着干裂的嘴唇，没有吃下去，而是等到进入黑暗的通道，递给一名被压在废墟下、年仅15岁的男孩。
每当我们从废墟中救出一人，伤者和家属都会紧紧拥抱我们。那一刻，我和战友们心里特别满足，所有的疲惫和阴霾瞬间烟消云散。
一周过去，由于被困群众获救的希望渐渐变得渺茫，我们排接到了“扒运遗体”的任务，我被任命为全团的运尸队长。
起初，遇难者多在现场就地掩埋，有些被家属从废墟中挖出的遗体也就地安葬。后来，统一将所有遗体运往市郊统一挖坑掩埋。
天气炎热，整个唐山弥漫着腐尸的浓烈气味，熏得人头疼难忍，晚上睡觉也时常被臭味惊醒。尽管如此，战士们依靠敏锐的嗅觉寻找遗体。
各营扒出的遗体集中堆放在固定地点，我带着一辆解放大卡车和六名战士，连续在几个堆尸点之间往返，将遗体运往郊外掩埋。
后来，我又承担起帮助唐山人民重建家园、恢复生活的任务。我们帮灾民搭建了数不清的抗震棚，修复了许多商铺和菜市场。为了让孩子们尽早复课，我们排还为一所中学修建简易教室。
这所谓的教室，其实只有一米多高的砖墙，砖墙上用木料搭建骨架，四周用荆条编织成墙，房顶是由三角梁、木板和油毡构成。
有一次，我们遇上大暴雨。我看着快完工的教室，想着要让孩子们早点上课，于是站在房顶对战士们喊：“继续干，这点雨算什么，为了孩子们能早日复课，我们就和老天爷拼了！”于是大家冒雨奋战到底。
盛夏的唐山正值雨季，每逢下雨，我们就要分成三到五人的小组，扛着油毡和塑料布，挨家挨户地巡查。只要发现有棚子漏雨，立刻冒雨爬上屋顶堵漏；若地面积水，就马上挖排水沟排水。
我们一直坚持战斗到11月份。离开唐山时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——几乎所有市民都站出来夹道送行。有的市民扑到车头舍不得我们走，有的跪在路边双手拍打地面痛哭。
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和战友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即便多年后回想，心中依然波澜起伏。
提起唐山抗震救灾，我总会想起一位战友，郝建国。他是二连的连长，1969年初我和他同批入伍，我们曾结成“一对红”。救灾结束不久，他因胰腺癌离世。
赴唐山途中，郝建国乘坐的卡车出了事故，他被甩出车厢，重重撞击山壁后滚落到路边排水沟，身受多处伤。
他被送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救治，仅两天后，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抗震救灾现场。其实，那时他早已患病。
我亲眼见他病痛发作时，抱着肚子蜷缩，痛得在地上打滚。但他始终未离开救灾一线，忍受着病痛好几天不吃不喝，瘦骨嶙峋。
后来随队军医判断病情严重，强制把他送回承德266医院。
我常常想，如果不是奔赴救灾，郝建国一定能早些得到治疗，但他却把生命献给了人民，我对他充满敬佩和感激。
在唐山抗震救灾中，我率领的侦察排荣获集体一等功，我们连也被北京军区授予“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”的荣誉称号。
80年代，我转业；90年代进入银行工作。退休后，我重新拾起写作和摄影的兴趣，准备用充实的生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
希望大家能多多鼓励和支持，我将继续分享更多军旅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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